作者：龙飞

　　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网络文学的出现，一个问题产生了：网络到底有没有改变文学的本质？先进的网络技术是否必然导致人性的荒芜、艺术规律的湮没和是否扼杀了文学？我认为，勿庸置疑，网络是始终无法改变文学本质的，而且，网络的巨大影响力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既不是空前的，更不会是绝后的。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为一些否定网络文学的人所引用，似乎人类从未有过的先进技术正是网络文学的“原罪”，网络文学的罪，就在依托于网络这一新出现的媒体。不过麦氏死于1980年，而在他去世前8年，个人电脑的鼻祖“牛郎星”刚刚诞生；在他去世前两年，英特尔才生产出第一颗个人电脑CPU。此时，个人电脑还不成为产业，互联网也还没有诞生；因此麦氏观点的基础也只能是基于互联网时代之前的媒介变更作出的。那么，网络技术出现之前的历次媒介的变革，也曾导致人性的荒芜、文学的堕落吗？

　　一般认为，人类经历过三次媒介革命，即印刷术、广播电视技术和网络技术，每次媒介革命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变化。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就曾说：“对人类文化史来说，我想象不出能有比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这一更重要的题目。”那我们就稍微回顾一下印刷术吧。印刷术出现之前，一切著作包括文学作品的流传靠的是手写笔录，传播非常艰难，范围非常有限。而印刷术的出现让这一切变得非常容易了。在雕版印刷鼎盛的宋代，刻书之多、内容之广、规模之大、印刷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不光有官方的“监刻”，还有书商的“坊刻”、个人的“家刻”。谁想把自己的著作公诸于世，都可以“自由出版”。印刷术的出现多方面改变了社会生活，甚至危及皇朝的统治（参见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应该说，这影响是够大的了。那么，这是否就危及文学的存在，改变文学的性质了呢？结果是尽人皆知的。今天看来激烈地改变了生活的网络技术，在我们的后人看来，说不定就如我们现在看待当年的印刷术一样——也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朵比较大一些的浪花罢了。至于以后是不是会出现比互联网这一媒介有更大影响力的媒介，如果是，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如果仅仅站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点上看到了一些影响，就惶恐不可终日，实在是很不必要的。

　　而从文学的发展来看，现在的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邱峰先生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已作了阐述：“二者的根本特征是一致的。文学是关注社会、历史，关注社会历史中的人，是关注人的心灵与情感的，只要是真正的文学，都莫不如此，网络文学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在文学的内在精神上，应该是相同的。”（邱峰《网络文学的现状与思考》，《人民日报》2003年6月16日）这就是我上一篇文章说“网络和龟甲、竹子没有什么本质的分别”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们无法改变文学的内在精神。而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媒介即信息”实在是扰人耳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确，现在的网络文学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是这也是有其独特历史原因的。印刷术的产生曾让人认为是个人出版自由的来临，但直到互联网的产生才真正实现了这一目标，将民间所有的成熟的不成熟的写作力统统释放了出来。而在以前，传播条件的限制，则在有意无意间过滤了许多好的不好的作品的流传。但现在，网络技术使得作品一旦在网上发表，就可以被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这一传播条件的变化，极大地刺激了写作力的增长。因此数量便会急剧膨胀，同时也必然有很多不入流的东西浮上水面，但这并不就是最后，也不说明经过发展演变，这一现象就不会有所改变。

　　词的发展演变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词，别名诗余，顾名思义就是诗的“牙慧”。诞生初期较多的是香艳的东西，很长时间内一直如此。宋初宰相宋祁以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名噪后世，但在当时，这首词却不敢公开发布。柳永，后人尊为北宋一大词家，却潦倒身前，被人轻视。直到苏轼以一首《大江东去》创造了豪放派的风格之后，词才逐渐分为婉约、豪放两派，洗刷了“诗之余”的屈辱地位，正式在文学殿堂中登堂入室。从唐末到北宋中后期，大约一两百年的时间，这一进化过程才初步完成。当然，在现在的传播条件下，这一过程应该会有所缩短，但要求还不满十岁的网络文学，要一下走过词用一两百年走过的路，未免太过苛刻。

　　网络文学尚在幼年的发展期，对于现在出现的这些现象，我们首先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有好也有坏，并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其次要发展地看问题：这些问题多数是从传统文学那里继承下来的，你如果在这上面打网络文学的板子，就应该也打传统文学；再次要历史地看问题：网络文学现在的样子并不是最终定型了的，还有发展变化的空间，你怎么就知道它不是个好东西呢？

　　真正爱护网络文学，就应该千方百计地给予教育和引导，而不是打着“揭出病苦”的幌子给予棒杀。
（作者单位：浙江在线新闻网站IT频道）